北京小动物兽医临床的发展(1994-2007)
北京小动物兽医临床的发展(1994-2007)
  • 往事回顾
  • 2012-05-22 15:42:59
  • 来源: 
  • 美籍华人执业兽医师李安熙

    1994年秋我首次来到北京

    我叫李安熙,出生在加利福尼亚,是华裔美国人。我曾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兽医学院。我们班一共有52名学生,其中只有8个女生,我是其中之一。在我就读兽医学校的那个时代,我是戴维斯兽医学院中的第一位华裔美国人(不论男女)。当时学习兽医的几乎都是男生,在我之前也有2位华裔男生进入戴维兽医学院,一个来自台湾,一个来自香港,但他们都不是美国本土出生。这种情况对我来说,意味着不能缺一次课,因为只要我缺课就会被发现。在当时,就读兽医的女生还要对占据了一个男生名额而道歉。


    1994年,李安熙、冯世强、戴庶讨论病例

    在加利福尼亚经营了自己的兽医院14年后,我决定卖掉医院来中国。我想体验一下完全生活在中国人当中,不再被当作少数民族的生活。而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在北京,在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院内,还是被凸显出来。当时我的普通话水平非常有限,所以我对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院的兽医同事们,教我兽医汉语词汇以及给予我的其他帮助感激不尽。

    我来中国,虽然是以代表美国参加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的名义,但我决定,还是以个人独立的身份,帮助北京市兽医试验诊断所下属的小动物医院工作。当时我被邀请为客座教授。

    后来,他们邀请我对一个动物医院的设计进行改造。因此,我帮助设计了几个动物医院建设的方案。多年之后,我听说我的动物医院的设计方案,在北京市内被许多新开的小动物医院采纳。

    在当时的那个时代,除了一位退休的人(段宝符)开了一家私人动物医院外,没有其它的私有动物医院。大家都是在公家的动物医院工作(有大学的、政府的等),这些是我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才知道的。人们没有私有汽车,动物保健也处于最基本的水平。人们没有足够的资金花在他们的宠物身上。饲养宠物(如犬)要么有高收费的限制,要么就是非法的。后来限养规定很快出台,这使养犬受到了更加严格的限制(如限制了犬的身体大小等)。

    相比较之下,在我的家乡美国,饲养宠物只需要很少的花费,登记只是收取一些手续费,而不是限制性的高价。

    另一方面,我参观了董悦农大夫工作的地方(阳坊店伴侣动物门诊部),看到了他的顾客群——来为犬猫治病的主人们。我立刻意识到主人们对小动物的爱是没有地域差别的,这些找董大夫来给他们宠物看病的主人,对他们宠物的感情和我在加州的动物医院里遇到的顾客们是一样的。正是这个领悟让我有愿望来中国帮忙,这也是一种对我的兽医职业誓言的继续奉行——不管在任何地方都要帮助动物解除痛苦。

    当时许多兽医只熟悉大动物的病例,而对小动物还是比较陌生的。当时的情况让我想起美国加州的四十年代,兽医们把犬猫看成是小体型的大动物。在我刚来到北京时,我又看到了这种情况的出现。

    那时,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院的设备还不错,只是没有被很好的利用,特别是在化验室方面。当时的实验室化验没有一个正常参考值。血液化验可以进行,但是没有以本实验仪器为基础的正常参考值。我已经习惯了化验单结果已经附有正常值供兽医比较使用的习惯。而与我习惯的情况相反的是,那时我必须自己建立化验参考值。负责医院化验的安丽英教授,和我就马上着手建立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化验参考值,这个参考值范围值到今天还在被采用。我非常清楚这参考值有许多不足之处,但必须承认的是,有总比没有好。我将永远感激安丽英教授对我刚来到动物医院时的完全支持和帮助。很多情况下,她有很多工作要做,已经非常忙碌,而现又有我这个老外给她增加了更多的工作。

    当时,许多病例是营养问题或是传染病。疫苗注射还没有常规化,动物数量的控制也没有被当回事儿。有许许多多的病例是体内外寄生虫,还有一些代谢性的病。我意识到,在加州,兽医们已经教育给了宠物主人很多知识,让他们认识了一些疾病的常识。如:怎样饲喂宠物和护理宠物。因为对宠物主人的教育,也是我们临床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。而在这里我看到的情况是,宠物主人之前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。其实,在我刚毕业的时候加州的情况和1994年的北京差不多。宠物主人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,需要用年为单位来计算。没有对宠物主人的教育,我们作为临床兽医师就不能真正达到成功治疗病例的目的。因为对病例的治疗护理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过程,需要主人密切的合作。

    作为来自发达国家(如美国)的临床兽医师,有些病例只是在教科书里读到过,如在加州大学兽医学院毕业的许多学生,从来没有见过犬瘟热病例,更不用说那些上世纪90年代早期,在北京见到的一些宠物寄生虫感染的病例了,因为在我的家乡加利福尼亚,它们很久之前就被控制了 。

    我一直对北京兽医同行们拥有的这些病例和临床的经验,留有深刻的印象,因为许多病例我从来没有见过。在我与动物医院的同事们临床看病的过程中,我明显的感觉到,在某些方面他们的技术和经验远远超过我的水平,特别是在外科方面(记得我在农大动物医院的时候,有位教授在做一个脑瘤手术,这我是绝对不会去尝试的)。但是,在有些方面,我有更多的经验,比如兽医内科方面。这种情况让我在给予的同时拥有了收获。在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院工作了两年,它成为了我一生中最留念的岁月。

    在发展中国家做临床兽医的感觉

    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发生变化,开始有了自己的私家车,有多余的钱花在了养宠物身上。当养宠物的登记费减下来后,使得饲养宠物成为合法化。在农大动物医院两年后的3-4年里,我看到了这些变化。

    私人动物诊所也很快地发展起来。

    这个时期,临床兽医师们已经习惯使用化验数据、X光片和其它诊断工具(如B超)来诊治疾病。在许多情况下,临床医师自己拥有这些诊断仪器,但掌握和校正这些诊断仪器的能力,却超出了使用者的能力范围,这主要是接受的培训程度还不够造成的。

    但随着临床兽医师们的出国访问,开始参加一些国际兽医会议,以此来提高兽医技术水平,这种差距开始慢慢地消失。这时也有了更多地与其它国家兽医联系的机会,如出国访问、出国学习。也有了一些奖学金提供给中国兽医到国外深造,来提高他们的能力。所有的这些改变,让整个行业特别是北京的兽医医疗水平,发生了巨大改变。
    上世纪90年代中期,在北京做临床兽医是很有挑战性的,但同时也是令人兴奋的。我的许多顾客是在北京的外国人,他们习惯在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方式,他们能理解我在临床上面对的一些困难。在资源条件有限的情况下,能找到一个取得临床治疗的成功途径是件令人欣慰的事。

    临床检查变得越来越重要。我记得在西方国家,由于每一个病例有太多的技术数据需要评估(例如:化验结果、X光、B超等),兽医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临床检查的这个艺术性技术。而对于我们的病例,临床检查和病史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是诊病的不同方式。因为方式不同,做法不同,所以交流起来有些困难。

    开始时,兽医行业规定和标准没有全面贯彻,这让一些不符合执业资格的人员有机会进入小动物兽医行业。这种情况在北京开始进行兽医资格认证时很快得到了更正。

    在快速的发展中我看到了未来

    临床兽医师们能够挣钱且生活有保障,这让他们有条件到国外深造,提高他们的基础知识,并且向其他国家的同行学习。他们带回来知识并与其他的中国兽医同行分享,从而使行业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。

    随着越来越多的兽医同行到国外学习、交流,更多的了解到了西方国家同行们的做法后,他们回到中国找到了中庸的方法——中西结合。有些方法适合西方,但在东方就不一定合适。从以前学生们的快速发展到新毕业生对国外经验的迅速吸收中,我看到了未来。

    然而,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不能改变的是,医生不能做伤害动物的事,动物的福利永远是第一位的。

    现在,当我回顾以前的这段经历时,有一个最明显的感受,就是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,主人爱自己宠物的程度都是一样的。这是一种超越一切障碍的大爱(宇宙之爱)。

    (戴庶译)
    2010年1月7日  于香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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